历史上是哪位皇帝顾左右而言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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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世民《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九十二记有这样一件事：说公元626年，唐太宗李世民即位后，对下面的官吏多有贪赃枉法的情况，十分忧虑。但话又说回来了，那个时候，没有取证的录像设备，也没有什么侦查手段，很多贪赃枉法的事，特别是贿赂犯罪，几乎就是“你知我知，天知地知”的事，问了，只要“打死我也不说”，就没事。况且，那时，只要说了，构成受赂，罪就当死，与其那样死了，还不如咬紧牙关，还能挺过去。不像现在一些人，一被“双规”，一听说：不说就会重判，而说了可能还会立功轻判，马上就“吐”，既无“骨气”，也无“义气”。当然，我这里不是说赞扬那时官员的骨气、义气，而是说，在那时，一般很难抓到受贿犯罪的证据和把柄。于是，唐太宗虽然有心治理，但也苦于老虎吃天——无处下手。当然，这事也不能找大臣们商议，定个几条“禁令”出来，在那个时候，法律还是很严酷的，尽管在清明的唐朝，因此，禁令不用出，已经很吓人了。关键是这个事的前提是“下面的官吏多有贪赃枉法”。这就有点麻烦，大臣在朝堂上一商量，要采取什么措施，那还不全国都知道了，就像现在，很多时候，搞一些大的行动，参与行动的人还没有接到命令，那些可能在行动中的对象早已知晓，做好了防范。李世民多么“聪明神武”啊，这可是《旧唐书》评价的！这点自然逃不过他的法眼。于是在苦思冥想之后，想出了一条妙计。说是妙计，实为阴招，他秘密吩咐左右侍从，去向有关官员试着去行贿，藉以获取证据，以刹此风。这种方式现在有些部门也常用，如对付黑“摩的”，黑营运，就派人假意载人，拉货，如对付贩毒者，就假意买毒等等，现在术语叫“诱引取证”，理论上是非法取证，无效的。按说，皇帝左右的人，很多官员是认识的，当然抓住的就不多，但也有倒霉的，一个司法部管卡稽查司的处长（司门令史）就收了锦缎一匹。我想，一则可能手已经收惯了，“收惯的手，吃惯的口”，皇帝身边的，你敢送，我就当然敢收；二则可能的确不知道是皇帝身边的人，那时也没有电视什么的，没见过，吃拿卡要时没留神，就收了。李世民当然很高兴，一则为自己的聪明招数的成功而沾沾自喜；二则可以借机杀一儆百，整顿吏治，况且现在人赃俱获，于是打算把这个处长杀掉。按说，杀掉一个处长，对于皇帝来说，肯定是小事一桩，把证据交给大理寺、长安府办理就OK了。不过，这唐太宗要当众展示自己的战绩，表现一下自己妙计的显著成效，于是就在朝堂之上向几个部级干部炫耀一番。正当各个部长唯唯诺诺，都担心下一个是不是自己或者手下，而李世民正陶醉其中之时，财政部长（民部尚书）裴矩走上前来，说： “官员接受贿赂，按法律是应该处死，不过这是陛下您派人去行贿，他才接受的，您这是故意引诱别人犯罪啊，好像不符合孔子说的“用道德引导人，用礼教治理人”（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的古训啊！” 说完，他看着李世民。这里我们要说一下这个裴矩，此人品质有点问题，在隋朝时就是个两面三刀的家伙，司马光后面也说，他是个奸臣。因此，此话实际是话里有话，首先，他没有给这个史料上没有名字的处长说情，他认为这个处长该死；其次，他劝告李世民不要再这样做了，否则，像他这样的部长，那天把持不住，也要上断头台；第三，他建议李世民按孔老夫子的话，开几个廉政教育会议，讲一些礼教道德，让大家自警、自省、自律就可以了，这样皇帝也轻松，底下也轻松。这番话，从表面上看，是指出了对诱引取证的否定，但是从实际看，是对吏治治理的中庸无为。按说，这是一个和吏治整顿格格不入的建议，都到处行贿受贿了，还教育什么啊。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所谓的劝谏，李世民却王顾左右而言他，竟十分高兴的召集五品以上文武百官，告诉大家： “裴钜能面对我，据理力争，不在面上顺从，如果每件事都这样，国家何尝不能治理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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