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体育锻炼的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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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例一：桑兰

桑兰，着名体操运动员，被誉为中国的“跳马王”。但，这是在1998年7月21日之前，那是在美国纽约，第四届友好运动会的体操赛场。只是一次赛前训练，只是一次偶然，桑兰的一个没有做完的手翻转体动作，结束了她的体操生涯，但她依然“着名”，甚至更为“着名”。让桑兰“着名”的，是她的精神，她的毅力，是她永远灿烂的微笑。17岁的花季，即使受伤的花朵依然美丽。

桑兰的伤势异常严重：第五-七颈椎呈开放性、粉碎性骨折，75%错位，中枢神经严重损伤，双手和胸以下失去知觉。美国的送护人员十分尽职：从长岛拿骚县医疗中心，到纽约市区最着名的蒙赛耐康复中心，医疗专家们拿出了最佳的治疗方案，使用了最好的药品。

世人对桑兰极为关切：当地闻知此事的美国有关官员和普通百姓络绎不绝地前去探视，鲜花堆满了桑兰的病房；中国体操协会委托的监护人谢晓虹女士日夜守候，在桑兰最痛苦的时候紧握住她的手；祖国人民更倾注了无尽的亲情和关爱，十二亿份遥远的祝福飞越大洋彼岸……

但表现最出色的还是桑兰：从她苏醒过来以后，她就没有流过一滴眼泪；从她重新面对公众的目光那一刻起，她的面容就永远浮现着灿烂的微笑。17岁的小姑娘，17岁的纯真的让人慨叹的微笑，征服了美国，征服了中国，征服了世界……十个月后，伤情基本稳定的桑兰终于回到了日思夜想的祖国，在中国康复研究中心继续接受康复治疗。

这是一个更为漫长而艰苦的历程。

桑兰挺住了。她忍受着极大的痛苦与送护人员积极配合，由截瘫可能引起的泌尿系统和呼吸系统感染、压疮、脊柱侧变等并发症得到有效的控制和纠正，体位性低血压已经缓解，名个关节保持着良好的活动度，肌肉力量开始恢复，轮椅已能自己摇出很远；桑兰的生活自理能力大为提高，她可以自己穿脱衣服、袜子和鞋，可以独立进食、洗脸、刷牙、洗澡，正在学习英语，可以操作电脑，可以完成从轮椅到床的转换……

当然，实际上她完成的是角色的转换。她不再是一个体操运动员，甚至她也不是一个一般意义上的高位截瘫的残疾人。她是一个19岁的永远微笑的姑娘，是一个与常人一样对新生活充满渴望和希冀的活力四溢的年青生命。

她现在是中国最着名的学府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的学生，数学、语文、英语……花季中的蓓蕾在迫不及待地接受着人类文化知识的灌溉；她有着人天性中的善良，将社会各界赠给她的价值百万元的各种康复器械和残疾人生活用品，又全部转赠给北京博爱医院和更需要、更困难的残疾患者。

她是人道主义的慈善大使，以残疾之躯奔波于祖国各地，在上海点燃中国第五届残疾人运动会的火炬，在深圳与施瓦辛格先生一起为智残儿童募捐，她的事迹感染着人们，一个服刑人员给她来信，一位不务正业的青年到病床前看望她，她都热情回信和接待……

19岁的桑兰，人生的美丽画卷刚刚展开。她曾经跌倒过，她正在站起来。

中国的一位着名作家问过：永远有多远？19岁的桑兰用她的人生经历如此回答：生命永远，微笑永远……

事例二：贝多芬

一八二四年五月七日晚上，在音乐名城维也纳，一个历史性的伟大时刻，铭刻在音乐艺术的辉煌史册上。在这座讲究礼仪的艺术之城，就是皇族驾临，人们也不过行三次鼓掌礼，而在这个晚上，如果不是警察的出面干涉，也许这个掌声会有十次、二十次…

这是一个何等恢宏壮伟的场面！这是一个多么令人难忘的时刻！在这里，一部不朽的音乐杰作第一次出现在欧洲乐坛上。

罗曼·罗兰用激动的笔触写道：“黄昏将临，雷雨也随着酝酿。然后是沉重的云，饱蓄着闪电，给黑夜染成乌黑，挟带着大风雨，那是《第九交响曲》的开始。突然，当风狂雨骤之际，黑暗裂了缝，夜在天空给赶走，由于意志之力，白日的清明又还给了我们”。

是的，当人们从这震撼寰宇的音响中苏醒过来，当人们从这欢乐之声的轰鸣中站立起来，片刻沉默之后的暴发，竟壮观得使皇族驾临的威重礼仪暗然失色。人们狂热地欢呼鼓掌，涕泪交流地涌上舞台，向这位为人类铸造出如此惊人的艺术杰作的大师奔去…

但是，有谁想像得到，这位伟大作品的作者，这位在音乐世界中创造了一座又一座英雄群峰的作曲家贝多芬，此刻却背向狂热的观众毫无所闻。当女低音歌唱家翁格尔拉着他的手转过身时，他不是听到，而是“看到”了听众强烈爆发的热情。

双耳失聪的作曲家激动得当场晕倒了…从这个惊心动魄的首演之夜开始，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向着无限的空间与时间扩展着、延续着，以至于许多音乐艺术家竟然也急不择词地对这部巨作加以热情的赞美。

舒曼说：“我从来没有象对这首交响曲那样入了迷。”

事例三：巴雷尼

小时候因病成了残疾，母亲的心就像刀绞一样，但她还是强忍住自己的悲痛。她想，孩子现在最需要的是鼓励和帮助，而不是妈妈的眼泪。母亲来到巴雷尼的病床前，拉着他的手说：“孩子，妈妈相信你是个有志气的人，希望你能用自己的双腿，在人生的道路上勇敢地走下去！

好巴雷尼，你能够答应妈妈吗？”母亲的话，像铁锤一样撞击着巴雷尼的心扉，他“哇”地一声，扑到母亲怀里大哭起来。从那以后，妈妈只要一有空，就给巴雷尼练习走路，做体操，常常累得满头大汗。有一次妈妈得了重感冒，她想，做母亲的不仅要言传，还要身教。

尽管发着高烧，她还是下床按计划帮助巴雷尼练习走路。黄豆般的汗水从妈妈脸上淌下来，她用干毛巾擦擦，咬紧牙，硬是帮巴雷尼完成了当天的锻炼计划。体育锻炼弥补了由于残疾给巴雷尼带来的不便。

母亲的榜样作用，更是深深教育了巴雷尼，他终于经受住了命运给他的严酷打击。他刻苦学习，学习成绩一直在班上名列前茅。最后，以优异的成绩考进了维也纳大学医学院。大学毕业后，巴雷尼以全部精力，致力于耳科神经学的研究。最后，终于登上了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的领奖台。

事例四：华罗庚

初中毕业后，华罗庚曾入上海中华职业学校就读，因学费而中途退学，故一生只有初中毕业文凭。

此后，他开始顽强自学，他用5年时间学完了高中和大学低年级的全部数学课程。1928年，他不幸染上伤寒病，靠妻子的照料得以挽回性命，却落下左腿残疾。20岁时，他以一篇论文轰动数学界，被清华大学请去工作。

从1931年起，华罗庚在清华大学边工作边学习，用一年半时间学完了数学系全部课程。他自学了英、法、德文，先后在国外杂志上发表了多篇论文。1936年夏，华罗庚被保送到英国剑桥大学进修，两年中发表了十多篇论文，引起国际数学界赞赏。1938年，华罗庚访英回国，在昆明郊外一间牛棚似的小阁楼里，他艰难地写出名着《堆垒素数论》。

事例五：威尔玛·鲁道夫

尽管威尔玛·鲁道夫（WilmaRudolph）因小儿麻痹症而致残，但是这个小时候患肺炎、小儿麻痹，一只脚需要靠铁架矫正鞋走路的小女孩，在1960年罗马奥运会的田径赛事中仍夺得3枚金牌。这个奥运传奇性人物出生于1940年6月23日，是美国田纳西州一个铁路工人家庭的孩子。

小时候因为肺炎和腥红热，引发高烧造成小儿麻痹，使得她的左腿萎缩无法走路，必须靠着铁架矫正鞋才能勉强行走。11岁之前，她不能走路，穿上铁鞋才能勉强跟着别人走路。11岁那一年，她第一次把铁鞋脱掉，打赤脚跟着她的哥哥们打篮球玩耍。

到了12岁，她已经完全摆脱铁鞋。脱掉铁鞋之后，她的运动天分逐渐发展开来，才4年的时间，在16岁那一年，入选美国1956年墨尔本奥运会短跑代表队，第一次参加奥运会，她在个人项目200米未能进入决赛，但是她是美国女子4×100米接力队成员，为美国队夺得了铜牌。

她获得田纳西州州立大学运动奖学金，进入大学就读并且再度受训，顺利入选美国罗马奥运会代表队，共获得100米、200米和4×100米接力3项比赛金牌，都是以极大差距领先对手。因为她的跑步姿态轻盈美妙，步伐协调，被意大利人誉为“黑羚羊”。

1962年她退出田径比赛，开始教师生涯和教练职业，在20世纪80年代成立以她的名字命名的基金会，用于培养年轻运动员。1994年11月12日，这位“黑羚羊”因脑癌病逝，享年54岁。1983年，她入选美国奥运名人堂，1993年被授予美国体育奖。

2004年7月14日，美国邮政为她发行一枚纪念邮票。这枚邮票面值为0.23美元，一版20枚，发行量为1亿枚，这是美国邮政的《杰出美国人物》系列邮票2004年版邮票，也是这个系列的第5枚邮票。

事例六：爱迪生

在爱迪生发明灯泡的时候他失败了很多次，当他用到一千多种材料做灯丝的时候，助手对他说：“你已经失败了一千多次了，成功已经变得渺茫，还是放弃吧！”但爱迪生却说：“到现在我的收获还不错，起码我发现有一千多种材料不能做灯丝。”最后，他经过六千多次的实验终于成功了。

我们可以试想，如果爱迪生在助手劝他停止实验的时候放弃了，我们现在会怎么样呢？可能我们还要点只有豆粒般大小的油灯在夜里照明。其实爱迪生的每次试验失败都可以看作是挫折。这么一算，爱迪生发明电灯也就是遇上了六千多次的挫折，这是一个多么惊人的数目啊！

事例七：张海迪

张海迪，1955年秋天在济南出生。5岁患脊髓病，胸以下全部瘫痪。从那时起，张海迪开始了她独到的人生。她无法上学，便在在家自学完中学课程。15岁时，海迪跟随父母，下放（山东）聊城农村，给孩子当起教书先生。她还自学针灸医术，为乡亲们无偿治疗。

后来，张海迪自学多门外语，还当过无线电修理工。在残酷的命运挑战面前，张海迪没有沮丧和沉沦，她以顽强的毅力和恒心与疾病做斗争，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对人生充满了信心。

她虽然没有机会走进校门，却发愤学习，学完了小学、中学全部课程，自学了大学英语、日语、德语和世界语，并攻读了大学和硕士研究生的课程。1983年张海迪开始从事文学创作，先后翻译了《海边诊所》等数十万字的英语小说，编着了《向天空敞开的窗口》、《生命的追问》、《轮椅上的梦》等书籍。

其中《轮椅上的梦》在日本和韩国出版，而《生命的追问》出版不到半年，已重印3次，获得了全国“五个一工程”图书奖。

事例八：富兰克林·D·罗斯福

美国第32任总统富兰克林·D·罗斯福（FranklinD.Roosevelt）（1933—1945），一直被视为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之一，是20世纪美国最孚众望和受爱戴的总统，也是美国历史上惟一连任4届总统的人，从1933年3月起，直到1945年4月去世时为止，任职长达12年。

曾赢得美国民众长达7周的高支持率，创下历史记录。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出生于纽约。父亲詹姆斯·罗斯福是一个百万富翁。母亲萨拉·德拉诺比父亲小26岁。罗斯福曾就读于哈佛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

1910年任纽约州参议员。1913年任海军部副部长。1921年因患脊髓灰质炎致残。1928年任纽约州长。1932年竞选总统获胜。执政后，以“新政”对付经济危机，颇有成效，故获得1936年、1940年、1944年大选连任。

第二次世界大战初，美国采取不介入政策，但对希特勒采取强硬手段，以“租借法”支持同盟国。1941年底，美国参战。罗斯福代表美国两次参加同盟国“三巨头”会议。罗斯福政府提出了轴心国必须无条件投降的原则并得到了实施。

罗斯福提出了建立联合国的构想，也得到了实施。63岁时由于脑溢血去世。1945年4月12日，一位现代历史上的巨人与世长辞，他就是富兰克林·罗斯福。雅尔塔会议结束后两个月，身心疲惫的罗斯福在佐治亚温泉休养时，悄然逝去。

1882年1月30日，富兰克林·罗斯福出生在纽约哈得孙河畔一个显贵的家庭里。命运赐给他的是英俊的容貌、善良的性格和聪明的天赋。他14岁进入着名的格罗顿公学学习，四年后来到哈佛大学，并于1901年加入共和党人俱乐部，开始了自己的政治生涯。

也正是这一年，他的堂叔西奥多·罗斯福成了美国历史上最年轻的总统。罗斯福决心仿效堂叔进入政界，并在1910年找到了一鸣惊人的机会。他打算竞选纽约市参议员，但却是以民主党候选人的身份出现。

当他把这个决定告诉身为共和党人的总统叔叔时，对方怒而骂道：“你这个卑鄙的兔崽子！你这个叛徒……”但是富兰克林·罗斯福没有改变前进方向。他乘着一辆红色的汽车，每天进行十多次演说，最终当选纽约市参议员。

1913年，威尔逊总统任命他为海军助理部长，他在任七年，表现杰出。1920年，罗斯福被提名为副总统候选人。虽然此次竞选失败了，但他的作为政治新星的光芒却未曾削减。智慧、干练、胸怀宽广、深孚众望，似乎什么都不能阻挡这个39岁的男人迈上政治峰巅的脚步。但是，无情的灾难就在这时降临。

1921年夏天，罗斯福带全家在坎波贝洛岛休假，在扑灭了一场林火后，他跳进了冰冷的海水，因此患上了脊髓灰质炎症。高烧、疼痛、麻木以及终生残疾的前景，并没有使罗斯福放弃理想和信念，他一直坚持不懈地锻炼，企图恢复行走和站立能力，他用以疗病的佐治亚温泉被众人称之为“笑声震天的地方”。

1924年，他又拄着双拐重返政坛，并在1928年成为纽约州州长。政敌们常用他的残疾来攻击他，这是罗斯福终生都不得不与之搏斗的事情，但是他总能以出色的政绩、卓越的口才与充沛的精力将其变成优势。

首次参加竞选他就通过发言人告诉人们：“一个州长不一定是一个杂技演员。我们选他并不是因为他能做前滚翻或后滚翻。他干的是脑力劳动，是想方设法为人民造福。”依靠这样的坚忍和乐观，罗斯福终于在1933年以绝对优势击败胡佛，成为美国第32届总统。

事例九：奥斯特洛夫斯基

命运对奥斯特洛夫斯基是残酷的：他念过三年小学，青春消逝在疾驰的战马与枪林弹雨中。16岁时，他腹部与头部严重负伤，右眼失明。20岁时，又因关节硬化而卧床不起。面对着命运的严峻挑战，他深切地感到：“在生活中没比掉队更可怕的事情了。”

奥斯特洛夫斯基与命运进行了英勇的抗争：他不想躺在残废荣誉军人的功劳簿上向祖国和人民伸手，他用沸腾的精力读完了函授大学的全部课程，如饥似渴地阅读俄罗斯与世界文学名着。书籍召唤他前进，书籍陪伴他披荆斩棘。

当奥斯特洛夫斯基的文化和文学素养达到一定水平后，他写了一本描述柯托夫斯基部队中英雄战士的中篇小说，寄给一家杂志社，却未被采用。可他并未灰心丧气，他深深地懂得：平步青云的事是少有的。人们往往只看到成功者头上的桂冠和脖子上的花环，而忽略了他们在未成功之前倍尝的痛苦、冷落，甚至歧视。

因此，一些向理想高峰攀登的人，一遇到艰难险阻，就畏缩不前，一碰到冷落、歧视，就半途而废，惊呼生不逢时。奥斯特洛夫斯基忍受着病痛的折磨，默默地向认准的目标攀登。1932年，他终于完成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

对此，他高兴地惊呼：“生活的大门向我敞开了！”“书就是我的战士！”站着用枪战斗，躺着用笔战斗，死后用书战斗。这就是做为一个战士和作家的奥斯特洛夫斯基的一生。

位于莫斯科高尔基大街14号？的奥斯特洛夫斯基博物馆，本是当年苏维埃政府分配给奥斯特洛夫斯基的新居。当时，他虽然年仅32岁，却已双目失明，四肢瘫痪，全身不能活动，双手丧失了写字的能力，连转动头部也极为困难。

正如他在自传中所写：“体力几乎全部丧失了，所剩的仅仅是一种想要多少对自己的党和工人阶级尽些力量的热望。”他不想在安闲无聊中消磨自己有限的生命，一种强烈的历史责任感，使他难以放下手中新的战斗武器——笔。

据当时医生诊断，奥斯特洛夫斯基还可以活5年，但他本人对病情的严重程度十分清楚。他曾对护士说：“我知道我的病情严重，我感到遗憾的是，还有那么多工作没有完成。”

在临终前一个月，他已经清楚地感到死神正向他扑来，但他没有要求去看病，更没有停下笔去休养，而是拼命加班，与死神争分夺秒。他让秘书们实行“三班制”守在他的床头，他躺着口述，妻子与助手们帮他打字，他自己则一刻也不肯休息。

奥斯特洛夫斯基思想的烈马，驰骋在乌克兰与波兰交界的辽阔的原野上，他口授的每一个字母都像无情的子弹，射向入侵的德国强盗。正如他的妻子拉伊萨·帕尔弗列芙娜在回忆录里所记述的那样：“这些天，打字机的声音犹如机关枪在扫射。”

奥斯特洛夫斯基在新住宅里住了短短7个月就去世了，但他却以惊人的毅力完成了他的又一部长篇力作《暴风雨所诞生的》。他在给斯大林的信中写道：“我这一生都将献给社会主义祖国青年一代的布尔什维克教育事业，直到最后一次心跳为止。”

1936年12月20日，在完成了《暴风雨所诞生的》第一卷之后6天，这位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事例十：匡衡

汉朝时，少年时的匡衡，非常勤奋好学。由于家里很穷，所以他白天必须干许多活，挣钱糊口。只有晚上，他才能坐下来安心读书。不过，他又买不起蜡烛，天一黑，就无法看书了。匡衡心痛这浪费的时间，内心非常痛苦。

他的邻居家里很富有，一到晚上好几间屋子都点起蜡烛，把屋子照得通亮。匡衡有一天鼓起勇气，对邻居说：“我晚上想读书，可买不起蜡烛，能否借用你们家的一寸之地呢？”邻居一向瞧不起比他们家穷的人，就恶毒地挖苦说：“既然穷得买不起蜡烛，还读什么书呢！”匡衡听后非常气愤，不过他更下定决心，一定要把书读好。

匡衡回到家中，悄悄地在墙上凿了个小洞，邻居家的烛光就从这洞中透过来了。他借着这微弱的光线，如饥似渴地读起书来，渐渐地把家中的书全都读完了。

匡衡读完这些书，深感自己所掌握的知识是远远不够的，他想继续看多一些书的愿望更加迫切了。附近有个大户人家，有很多藏书。一天，匡衡卷着铺盖出现在大户人家门前。他对主人说：“请您收留我，我给您家里白干活不报酬。只是让我阅读您家的全部书籍就可以了。”主人被他的精神所感动，答应了他借书的要求。

匡衡就是这样勤奋学习的，后来他做了汉元帝的丞相，成为西汉时期有名的学者。

马约翰

马约翰，中国近代体育史上的著名体育教育家。中国体育界的一面旗帜，发表过《体育运动的迁移价值》、《我们对体育应有的认识》等论著，1954年起任中国田径协会主席，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副主席、主席。

中文名：马约翰

国籍：中国

出生地：福建省厦门市鼓浪屿

出生日期：1882年

逝世日期：1966年

职业：运动员

毕业院校：圣约翰大学

代表作品：《体育运动的迁移价值》、《我们对体育应有的认识》

个人简介

马约翰，男。1911年毕业于圣约翰大学。1919—1920年与1925年——1926年两次赴美国春田学院进修体育。在大学读书期间，是学校足球、网球、棒球、田径代表队的主力，擅长中长跑，曾获1910年第一届全国运动会学校联合组880码冠军和440码第三名。1936年担任中国代表团田径队总教练，参加了在柏林举行的第十一届奥林匹克运动会。马约翰先生于1914——1966年在清华大学任助教、教授、体育部主任等。在从事体育教学52年的实践中，研究了体育运动的规律，参考国内外经验，编制出各种不同内容的徒手操近百套，发表过《体育运动的迁移价值》、《我们对体育应有的认识》等论著。他一生积极倡导体育，热情指导青年进行体育锻炼，为人师表、德高望重，受到国家的器重和人民的尊敬。是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54年起任中国田径协会主席，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副主席、主席。

荣誉称号

马约翰（1882—1966），我国著名的体育家，在体育理论、体育教学、运动训练等方面都作出了可贵的贡献，博得了人们的尊敬。他自己终生坚持体育锻炼，身体非常健康，年逾80，鹤发童颜，仍生气勃勃地工作，被誉为“提倡体育运动的活榜样”；他毕生在一个岗位上孜孜不倦、勤勤恳恳地工作了52年，而且随着时代的步伐不断前进，又被称为“我国体育界的一面旗帜”。

生平

马约翰生于福建省厦门鼓浪屿，三岁丧母，七岁丧父，与其兄过着孤苦伶何的生活。他幼时经常和其他孩子们在山上跑跳、爬树，钻山洞，在海滩上玩水和捉鱼虾，不到天黑不回家。全面的身体锻炼，充足的阳光和新鲜的空气，为他的健康身体打下了基础。由于家境困难，他到13岁才入私塾读书。入学后，他左看右看全是些房子，一点草地也没有，没法跑跳，就跳凳子，跳木桩。总之，他是不愿意整天不动的。18岁时到上海读中学，22岁考入圣约翰大学预科，两年后升入本科。当时，有个一直没有透露姓名者，每月给他寄来最低的生活费用，一直到他大学毕业。1911年大学毕业时，他已经29岁了。

在圣约翰大学读书的七年期间，马约翰酷爱体育运动，是学校足球、网球、棒球、田径各项代表队的主力队员。他精于田径运动的中短跑，曾获100码、220码、880码、1英里等项目的全校冠军，并且多次在校外竞赛场上取得优胜。1905年，上海举行了一次规模较大的“万国运动会”，参加比赛的有中国人和各国侨民。一英里赛跑一开始就争夺十分激烈，有四个日本人一字排开跑在最前面，故意挡住其他运动员。紧紧跟在他们后面的是一个中国学生，马约翰在这个中国同学后面约10码的地方，其余的50多名选手都被远远地甩在后面。这时，场上几百名日本观众站起来鼓掌呐喊。第三圈终了时，马约翰加快速度，赶过了前面那个中国学生。离终点约400码时，中国观众高呼“约翰，加油！加油！”他意识到该是最后冲刺的时候了，向那个中国同学说了一句；“跟上我”，就猛地从日本人的右侧冲过去。这时，全场观众的欢呼声已由“约翰！约翰！”改为“中国！中国！”他终以领先50码的距离首先到达终点。他身后那个中国同学也越过日本人，第二个到达了终点。马约翰顿时成为运动场上的明星。在1910年南京的一次全国运动会上，他又获得880码赛跑的冠军。

由于具有突出的运动才能，1914年秋季，他应聘到清华学校任教。从这时起，他由助教逐步升为教授，担任清华大学体育部主任，直到1966年逝世时止，在清华大学工作了52年，为体育事业贡献了毕生的精力。他的主要成绩表现如下：普及体育，让每个学生都参加锻或在马约翰来校之前，清华已经实行“强迫运动”，即每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四时到五时，图书馆、宿舍、教室一律关门，全校每一个学生必须穿短衣到操场锻炼。但这时的“强迫运动”只是一般号召加行政命令的强制，锻炼时间内仍有人躲在树荫、墙角等幽静的地方读书，而到操场的人也不一定都是认真地、科学地锻炼。马约翰来校以后，一到锻炼时间，他就拿着小本子到处寻找，不是为了记名字、给处分，而是说服那些躲起来的学生锻炼身体，将来能更好地为祖国服务。他以身作则，和学生们一起锻炼，在锻炼方法上随时加以指导。他提倡锻炼项目多样化，使身体全面发展，达到增强体质的目的。他经常按学生的不同特点分别编组，有计划地做些矫正项目，引导他们掌握赛跑、跳跃、器械、球类的基本技术，既提高了兴趣，又增强了效果。

他对学生的要求很严格。那时，清华有一套“体力测验及格标准”，如爬绳15英尺、100码13秒、跳远14英尺、游泳20码等等，有一项不及格便不能毕业。他严格照章办事。著名的文学教授吴宓在校读书时，功课全是优等，但跳远不及格，被马约翰“扣留”，半年后补试及格方准予出国。新生一入学，马约翰就有一个总的安排，定出计划，什么时候练什么项目，什么时候检查身体，成绩差的如何跟上去，成绩好的如何提高，都有通盘考虑。马约翰的普及工作做得很彻底，1952年，学校中有一批结核病患者，集中住在一幢宿舍内，以不动或少动为主，有的是绝对卧床。长期的病房生活使他们精神很苦恼，有的人意志消沉。马约翰了解到这个情况后，主动找校医院大夫联系，对病人施行“体育疗法”。他到病房对大家说：“肺不是纸做的，动一动撕不破的！”他每天和大夫一起来病房，根据不同病情组织不同的体育活动，逐渐加大活动量，后来有的人可以打羽毛球和托批球了。经过～段体疗，加上药物配合、加强营养，绝大多数病人都有好转，有的痊愈后恢复了工作或学习。特别是在精神上，使病员们都建立了康复的信心。

比赛成绩

马约翰十分好学。他利用集中休假一年的时间，于1919年和1925年两次到美国春田大学学习，写有《体育经历十四年》、《体育的迁移价值》等学位论文。1936年，他又利用休假和担任中国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田径队总教练的机会，到欧洲和苏联考察和讲学，进一步充实自己。如何根据中国人的体质情况和特点进行训练，马约翰下了一番工夫，编了近百套的徒手操。这些徒手操的动作及编排有独到之处，动作连续而活泼，符合运动规律。关于田径和球类的训练方法，他也提出具体的指导意见。清华早期先后成立的运动代表队有足、篮球、网球、曲棍球、棒球、垒球、水球、长跑、游泳、滑冰、拳击等十多种，多由他担任指导。

由于体育普及，又有好的训练方法，清华的运动水平提高很快。从1911到1921的10年间，清华对外足球比赛58次，胜44次，平7次，负7次。1916年，以3：0胜南方劲旅南洋足球队，以2：1胜威振东南亚的上海华东足球队。1929年底，他率领清华足球队到天津参加华北体育联合会第六次比赛大会。参加这次比赛的有许多实力很强的足球队，争胜之心很强烈，有的领队许诺队员取胜后去逛日本。比赛结果，清华战胜所有强队，夺得冠军。据当时校刊记载，消息传来，“全校象大海里波涛似地欢腾，每个人内心都是愉快的火焰在燃烧”，到处贴着大标语，“我快乐得要打滚”、“我愿为你们脱靴”。球队回校时，人们把马约翰等从学校大门一直抬进大礼堂（大礼堂正在开新年晚会），以示庆祝。体育运动已经成为清华学生生活里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运动水平的提高更促进了学校对体育运动的爱好。

道德培养

在旧中国，体育场上的秩序和运动员的道德风尚都不大好。清华代表队内，骄傲自满，狂妄自大的风气一度也有所增长。马约翰决心改变这种局面，对运动场上作风严格要求。他一方面要求运动员熟练掌握技术，在比赛中勇于取胜；另一方面又教育队员赢了球不骄傲，输了球不抱怨，不许弄虚作假，不许在比赛中压人、打人。1928年，马约翰率领清华足球队参加华北第五次比赛大会。在争夺冠军的一场比赛中，清华主力队员被对方当胸一脚踢晕，全场哗然，眼看要闹事。马约翰力息风波，换人再战。结果输了这场球，却赢得了全场观众的赞扬，为体坛树立了良好的范例。二十年代，清华足球队有一名中锋，技术水平很高．但后来在社会上学了一套勾人、压人的坏作风，带到学校球场上来。马约翰狠狠批评了他，并警告说：“如不改掉，球队就开除你！”那个队员接受了批评，才被允许继续踢球。马约翰经常教诲运动员们：“球可输，体育道德不能输”，“对外比赛不必先把输赢放在心上，只希望把我们的技术全部施展出去。”马约翰还和当时在北京的几所主要大学——北京大学，师范大学，燕京大学，辅仁大学的体育教师成立了体育会，共同提倡要树立良好的体育道德。此后，比赛时的秩序很好，在社会上起了带头作用。有一年，由当时的足球名将李惠堂任指导的香港足球队来到北京比赛。因为怕挨打，没有人愿意担任裁判，马约翰冒着风险，自愿担任这场球的裁判。比赛结果，香港队输了。散场时，李惠堂走过来握着马约翰的手说；“裁判公正，很好。”

体育理论

马约翰学术基础渊博，再加之长期实践，因而具有一套全面、独到、行之有效的体育理论。上大学时，他学完几门主要的理学课程，最后还学了一年医学。1928年，他利用清华较为完善的体育设施，同国内体育名流郝更生，张汇兰．董守义等一起，抱着“强国必先强种”的目的，几次创办“暑期体校”，自任主任，并主讲“人体解剖学”课程。他的体育理论，可归结为下列几点：

（1）马约翰在早年提出“动是健康的泉源”，并在1954年出版的《我的健康是怎样得来的》一文中反复强调的著名论断。他认为要坚持天天动，但要科学运动，不能盲目乱来，一要有适当的运动量，不怕累；二要经常化，要持久；三要全面，锻炼多样化。另外在生活上还要有良好的卫生习惯，有规律地工作和休息，以及适当的营养。马约翰对于这一理论是身体力行的，直到晚年，他在日常生活上严格执行一套作息时间表。早晨六时起床，先作一套徒手操，再练几路太极拳或太极剑；上午课间操时到体育馆练拉力；下午四时后到同学们中去，一起锻炼并进行指导；夜晚临睡前定散步几分钟，天天如此，从不间断。他的身体非常健康，到了80岁时，还是白天工作八小时，晚上工作两小时；假日可以骑自行车远游香山，平日可以进行多种项目的训练，“俯卧撑”可以连续作40个。1958年，他已76岁，还和一位中年教师合作，夺得北京市网球双打冠军，创造了七六老人达到一级运动员际准的事例。酷暑不怕热，无论室内室外，总是一件白布衬衫穿得整整齐齐，在太阳下晒几个小时，不头晕；严冬不怕冷，从来不穿棉衣，最冷的时候，在白布衫外加一件毛线背心，到室外时再罩上一件短外套。他的非常健康的身体成为他的理论——动是健康的泉源的最有力的证明。

（2）他还认为“运动场是培养学生品格的极好场所，可以批评错误，鼓励高尚，陶冶性情，激励品质。”刻苦的锻炼可以“培养青年们勇敢的精神，坚强的意志，自信心，进取心和争取胜利的决心”。他认为，体育是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培养全面发展人材的重要手段。它不仅能使学生获得健康，更重要的是有利于道德品质的锻炼和培养。1948年，他在一次接待校刊记者时说；“我觉得体育的功效，最重要的在培养人格，补充教育的不足，教你们注意自己，培养一种‘干，干，干！’的精神，负责任，帮助别人。所以新同学一进来，我一直就跟他们讲sportsmanship,sportsmanship。体育是培养人格的最好的工具。”

（3）他说过：“体育运动的教育价值，不只限于运动场上，而且能够影响整个社会。”他早在1926年，就写成《体育的迁移价值》一书，全面而详尽地论述了这一问题，被评为美国春田大学的主要硕士论文之一。经过多年的研究和实践，他又于1950年发表了《我们对体育的应有认识》一文，进一步阐述了体育的科学基础，运动对生理的影响，以及体育和生物学、心理学、社会学、物理学、化学、音乐、艺术、哲学等的关系问题。

祖国荣誉

马约翰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感情。这是他勤勤恳恳毕生献身体育事业的主要动力。他幼小读书时，看到周围同学大部分面色苍白，文质彬彬的，心里很难过，就决心要通过体育改变这种状况。在圣约翰大学读书时，有的外籍教师嘲笑中国学生“就是笨，还不如美国的小孩子”！马约翰听了不服，就用事实和那个美国教师“吵了起来”。来到清华后，他常听说中国学生在外国受气的事，外国人把我们叫“东亚病夫”，他很痛心。他后来说：“从我来说，我主要是考虑到祖国的荣誉问题。”他常向同学说：“你们要好好锻炼身体，要勇敢，不要怕，要有劲，要去干。别人打棒球，踢足球，你们也要去打，去跟；他们能玩什么，你们也要能玩，不要出去给中国人丢脸，不要人家一推你，你就倒；别人一发狠，你就怕，”。他说；“中国学生在外面念书都是好样的；因此我想到学生在体育方面，也要不落人后。”二、三十年代，曾有一些外籍人来中国搞体育工作，起了一些积极的影响。但也有一些人趾高气扬，目空一切，根本瞧不起中国人。有一次，华北青年会举行田径赛，约请了许多中国人和外国人作裁判，马约翰也是其中之一。比赛进行中，有位中国裁判正在量跳远的距离，这位裁判从土的破口处量，完全是对的。但有个外籍人却跑过去，硬说中国裁判量错了，而且当众很不客气的骂那位裁判。那位裁判气极了，但没有吭声。这时，马约翰跑过去，用英语对那个外国人讲，并没有量错，请他说话也客气点。那个外国人仍坚持错误，而且继续骂人。马约翰就掏出英文规则给他看，并斥责他说：“你连规则都不懂，还要骂人，你算什么，真是岂有此理。”说得那个外国人哑口无言。

抗战期间，马约翰怀着爱国热忱，随校南迁到长沙、昆明，与全校师生一样过着颠沛流离的艰苦生活。但他在物质条件极端艰苦的情况下，仍千方百计开展体育活动并发展军体项目，教同学以抗敌救国的本领。1937年底南京失陷，长沙临时大学的师生在大操场举行抗日誓师大会，学生纷纷要求从军，参战。马约翰在大会上也大声疾呼，激发同学们的抗战激情。

当然，在旧中国，“体育救国”的善良愿望终究不会变为现实，但一颗赤诚的爱国心不但使马约翰在业务上取得光辉成就，而且使他在关键时刻能够满怀信心地把握住方向。北京解放前夕，很多体育界人物到他家里来寻求“对策”。他说：“我相信***来了，教育还会存在，体育也还是会存在”。有人问他，***来了，有没有什么危险，他意味深长地说：“金子终究是金子，银终归是银，铜终归是铜。只要我们勤勤恳恳地教育了青年，***是会欢迎我们的。”还有个别人拉他出走，被他拒绝。他反而去劝别的要走的人留下来。

一面旗帜

马约翰毕生致力于发展祖国体育事业，真正做到了“忠贞不渝”，因而一直受到人们的敬仰，很早就在国内外享有盛誉。他到清华三个月后，即1914年11月，即被学校推为北京体育协进会的代表，并被该会举为评议员。后来，他又担任过华北和全国体育协进会委员。从此，几乎每次华北和全国性的运动会都有他参加组织、训练和指导工作。

1919年5月，作为评选委员会委员，他曾参加了在马尼拉举行的第四届远东奥林匹克运动会。1921年和1927年，马约翰分别参加在上海举行的第五次和第八次奥林匹克运动会。在后一次会上，任田径委员会主席兼足球委员会和运动法委员会委员。1930年4月，马约翰担任中国参加远东运动会的全国选手总教练。1936年，作为中国田径总教练，他参加了在柏林举行的第12届世界奥林匹克运动会，会后到苏联和欧洲各国考察。1949年前后，马约翰还曾任美国体育研究会会员。1925—1936年，他曾担任美国春田大学在中国的委托介绍人。

解放以后，在党的教育下，马约翰的政治觉悟提高很快。他说；“在***的领导下，人民作了国家的主人。我们体育工作者要加强对人民的责任心。我们要好好学习政治，提高觉悟，努力钻研体育科学，改进业务，为人民服务得更好。”党和人民信任他，尊重他，委托他担任了更高的职任，发挥了更大的作用。1949年10月和1952年6月，他先后两次当选为全国体育总会副主席；1953年9月，被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为国家体委委员；1954年9月，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56年10月，当选为全国体育总会主席。十年动乱前的两次全国运动会，他都担任了大会的总裁判。毛主席、朱总司令、周总理都同他会过面和谈过话。在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期间，朱总司令还特约他合拍一张照片留念。在建国初期一次政治协商会议上，周总理告诉他说，体育运动对国防和生产建设都有重要的意义，使他受到很大鼓舞。当时他坚决表示：“我要献出全部精力，为发展祖国的体育事业而奋斗！”

早在1939年9月，昆明西南联大的清华师生就曾聚会庆祝马约翰在校服务25周年。会上除许多热情洋溢的祝词外，还赠他“五十年不坏”的金表一块，希望他再在学校服务“如表之恒，如日月之升”。1961年，清华大学师生曾聚会祝贺马约翰八十寿辰。校长蒋南翔代表学校向他祝贺说：“半个世纪来，马老始终如一地服务于体育事业，并身体力行，在全校年纪最大，精神最好。”国家体委代表荣高棠说：“马老以80高龄还能有这样的身体，体育运动能够促进健康，马老是一个活的证明。”1964年，清华师生又曾聚会祝贺他在校工作五十年，蒋南翔校长又一次作了长篇讲话，代表全校向他祝贺说：“鹤发童颜，步履矫健，精神奕奕的马约翰先生，本身就是提倡体育运动的一个活榜样。他在一个工作岗位上孜孜不倦地坚持工作半个世纪，年逾80，还在生气勃勃地继续工作下去。马约翰先生随着社会主义的胜利进军和清华大学前进的步伐而不断进步，这就使他能在社会主义的体育事业中更好地发挥自己的才能和作用，成为我国体育界的一面旗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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